谈及抗战时期我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大部分人脑海当中所浮现出的必定是“八路军”这个名字。的确，抗战时期八路军在我党的领导之下深入敌后坚持抗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自然也成为了我党抗日武装的代名词。而有这样一支队伍虽然与八路军并不统属，然而活跃在长江以南的他们却同样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支部队便是新四军。
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无论是在人数规模还是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面积上都要逊色一筹，这也是新四军在名气方面比不上八路军的根本原因。但由于新四军所活跃的江南算得上是全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所以新四军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由于新四军所担负的抗战重任，所以其成立之初在关于部队首长人选的问题上也是费了不少的周章，例如新四军参谋长一职便受到了来自对方的推荐。而这一切这要从这支部队的前世今生开始讲起。
1927年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第一枪，随后各地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爆发了诸多反抗运动，虽然这些起义行动大都以失败告终，但我党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各地的武装力量进行整合最终成为了工农红军。工农红军在历经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等重大事件之后，在制度和纪律等方面逐渐完备，最终成为了一股扎根群众、为民族谋求未来的强大的武装力量。
由于这股力量的存在，蒋介石等反动派试图用大军进剿的方式将其消灭，这便是历史上知名的五次“围剿”，在前四次的“围剿”当中，由于我军注重联系群众和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所以蒋介石的军队最终只遭受惨重的伤亡之后最终无功而返。但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情形则出现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当时党和红军队伍的领导人进行了重大调整，博古以及来自德国的顾问李德成为了军队的最高负责人。这二人虽然在学问和理论上出类拔萃，但他们却在重大时刻反了不顾实际的冒进错误。
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在经过了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红军已经有能力和蒋介石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一决高下”，所以在随后他们将红军多股主力部队调离原根据地转而对大城市发动了攻击。当时的红金虽然已经得以发展壮大，但在攻坚和重武器方面还无法与对方所匹敌。在这种轻率的进攻城市的决定之下，红军不仅伤亡惨重，更是丢掉了大批之前所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我们知道人民军队一旦失去了和人民的联系，就如无源之水一般陷于危难当中，在这种情况之下红军只得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这也正是长征的由来。
然而进行如此规模庞大的一次行军转移也并非一件易事，有于红军队伍战斗力受到严重的损耗且行军队伍过于庞大，这使得其在行进当中极有可能遭受到来自蒋介石方面的攻击，为了让大部队顺利达成战略目的，就需要一支部队来对其进行掩护，而在保证主力红军顺利踏上长征征途之后，这支队伍还要留在南方一面和敌人周旋，另一面则要尽可能开辟新的根据地，而最终在经过斟酌和挑选之后，一支部队留在了南方掩护主力红军北上，而这支部队也被称作“工农红军南方游击队”。
通过很多的军史以及文学作品，我们都知道主力红军在经过了千难万险的长征之后才得以顺利会师并在陕北创立了根据地，然而鲜有人知的是留在南方的游击队伍在随后的数年当中同样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由于南方红军游击队规模有限，他们只得借助复杂的野外地形和敌人进行游击战，虽然数年前红军曾经以井冈山为中心建立了一大片根据地，但今时不同往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曾经的根据地也被敌人所鲸吞蚕食，缺少了民众支持的游击队只能全凭自身顽强的意志进行浴血坚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战士牺牲在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下，有的战士在被俘后因为宁死不屈而被敌人杀害，但尽管如此敌人都无法彻底消灭这支顽强的队伍，他们始终是楔在敌人心口的一把利刃，有效牵制了蒋介石方面对于北上红军的围追堵截。
1936年底双十二事变的爆发成为了这支队伍命运的转折点，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谏，蒋介石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状况之下只好答应共用抗日，随后周总理来到西安代表我党对西安事变进行了调停，在各方进行了妥协退让的情况之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初步的确定。随后的1937年，7月7日这天，驻守宛平的日军借口士兵失踪对中国守军发动攻击，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意味着全面抗战拉开了序幕，按照之前的协定，蒋介石在承认红军合法地位的同时，我党所指挥的部队也在名义上和蒋介石方面的队伍编入同一战斗序列，看上去两党能够去同仇敌忾地抗击日寇的侵略。
在经过了统一整编之后，北方的红军主力被改编成为了八路军，而在南方进行了数年游击战争的这支队伍则有了一个新的番号——新四军。然而部队的统一整编却并未能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实质性的进展，虽然蒋介石在表面上做出了一副摒弃过往恩怨的“大度”态度，但是在骨子里他对于我党的武装力量始终抱有一种防备乃至于敌视态度，甚至超过了对于日本人的戒心，而最直观的表现便是蒋介石在新四军建立的初期直接插手干涉军队领导人的人选。
按照我党方面的计划，新四军军长的人一定是要是一位资深党员并且熟悉南方游击队，不过蒋介石却在关键时刻推出了叶挺作为新四军军长的人选。作为北伐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叶挺曾率领麾下独立团在贺胜桥和汀泗桥等战役当中连克北洋军阀部队，他麾下的队伍也成为了著名的“铁军”。不过在1927年，叶挺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而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一度脱离了党组织，蒋介石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想让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一职，表面来看这是蒋介石对于叶挺军事能力的肯定，实质上却试图给新四军高层制造不稳定因素。
然而叶挺虽然一度脱离了党组织，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表现出来了深明大义，他当即表示自己作为军长会绝对服从党组织的命令，这一下蒋介石试图制造新四军内部不和的阴谋也宣告失败。在确定叶挺成为军长后，组织又命令项英作为新四军的副军长，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者，项英在和这支队伍关系密切的同时又在政治上绝对可靠，由于此时的叶挺还未正式回归组织，所以在军内党务方面的问题往往需要项英的出面。
不过在确定了正副军长之后，新四军参谋长这一职务的人选却让大家有些犯难。作为一支军队当中负责作战计划制定和指挥的职务，参谋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对叶挺和项英进行了参谋长人选的征询之后，他们所给出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人选。
叶挺在得知关于参谋长人选陷入瓶颈之后，他首先推荐了周士第。1900年出生的周士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从这个经历当中可以得知其在军事理论方面算得上是我军不可多得的人才。除了有着理论优势外，周士第在军旅生涯的带兵表现也足够亮眼，在北伐当中，周士第的身份是叶挺独立团第四营的营长，这个营可以算得上是铁军当中的王牌部队。正是由于了解周士第这位老部下的能力，叶挺才有让他担任自己助手并让新四军再现“铁军”风采的想法。不过周士第虽然在能力方面毋庸置疑，但在新四军组建之时，他已经担任了八路军120师的参谋长一职，肯定无法南下来新四军部队任职。
得知这一情况后，叶挺在感到有些惋惜的同时又提出了周子昆担任这一职务的建议。和周士第不同，穷苦农户出身的周子昆并没有军校的经历，由于少年时受到土豪劣绅的压迫，周子昆奋起反抗后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他便是我军的一位勇猛的战士，此时的周子昆正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进行学习，可以随时前来新四军总部报道。然而骁勇善战的周子昆却有着一项“劣势”，那便是他的资历一般，由于周子昆是基层士兵出身，相较于同龄的军校毕业生，在职务上吃亏不小，这也就导致其在担任军官的年限方面存在不足，对于他今后的指挥和传达命令上势必会存在影响，如此看来周子昆前来任职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选择。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参谋长一职的人选上也有着自己的建议。在他看来，南方游击队的资深领导层陈毅和刘英无疑可以胜任新四军参谋长一职。先说陈毅，作为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陈毅在资历方面不可谓不深厚，文武全才的他在南方红军数年的浴血坚持当中一直是大家的主心骨；而刘英此时正担任抗日游击队的总政委，能力同样不凡。项英希望参谋长能在陈毅和刘英当中二者选其一。
然而项英的建议也同样未被采纳，从能力上来说陈毅无疑可以胜任新四军参谋长，但参谋长这一职务毕竟不是一支队伍的一把手，以陈毅的特点来说他更适合作为军事主官来进行全局的把控，所以组织最终决定让陈毅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司令员，而在随后的日子当中陈毅也是不负众望将这支队伍打造成为一支强悍的部队；而另一人选刘英在其履历中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军内的政治主官，负责思想政治方面的建设，如果他来担任参谋长无疑在业务上并不对口，刘英在随后的工作当中也不免力不从心，一时之间关于新四军参谋长人选难有定论。
关键时刻毛主席则拍板决定让张云逸来担任这一职务。1892年出生的张云逸早年曾经是同盟会的成员，就资历来说党内罕有能够与其相提并论者，在北伐战争当中张云逸也是屡建奇勋，打出来自己的名声，这样一来自然不必担心他的声望压不住一些年轻的将领；长征时期张云逸长时间担任红八军团参谋长一职，对于参谋长的工作可谓是驾轻就熟。除此之外毛主席也考虑到叶挺和项英都是极有个性和主见的人，在一起工作期间难免有着摩擦，而性情谦和的张云逸在这个时候则可以以“老大哥”的身份来作为二者之间的缓冲，不至于因为个人情绪而影响大局。
最终这一经过深思熟虑的命令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张云逸担任了新四军参谋长一职，在他担任参谋长期间新四军在江南一带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了我国抗日中坚力量之一，而这一切都要得益于伟人毛主席在用人上的全面考虑和慧眼如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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